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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清廷游移不定英国增兵扩战（第1页）

第三节　清廷游移不定英国增兵扩战

战争是交战双方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保家卫国的战争尤须全国军民团结一心，以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倾全国之人才物力，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但是，清政府在组织指挥抗英战斗中，对西方世界全然无知，根本不了解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却又在对英方针上左右摇摆，战和不定，导致沿海防备全线废弛，结果使自己陷于手忙脚乱、被动挨打的绝境。而英国政府当局，并不以清政府的妥协退让而善罢甘休，执意要凭其坚船利炮，敲开中国长久关闭的国门，攫夺其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外交途径无法获得的侵略特权。英国对华侵略战争进一步升级，中国东南沿海诸省顿陷战火之中。

一　清廷游移不定

道光帝对执意坚持妥协路线的琦善和伊里布予以严惩，并且明诏宣战，声称要将来犯之英夷全数剿灭，不让片帆得归。但其所挑选任命的钦差大臣和剿英将军，一到前线，就都成了无能之辈。道光帝的宣战诏书虽然写得慷慨激昂，却也掩饰不了他内心的恇怯。在对英宣战之后不及数月，他的态度再次发生了转变。

清廷征调湖南、湖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近2万名兵丁，耗银数百万两而组织的剿英之战，却在靖逆将军奕山等人的指挥下，一败涂地。由于当时信息传递途径的落后，使得奕山不仅能够隐瞒真相，谎报军情，而且等经过长途驿递传到北京后，也在20多天之后，而情势往往会在此期间发生变化。从1841年5月23日开始，奕山向道光帝发出了一道道奏折，把本来是他贸然反攻进而导致英军顺势进攻广州的所谓反攻，吹嘘成一场取得赫赫战果的胜利：“共烧西路白鹅潭逆夷大兵船二只，大三板船四只，小艇三板数十余只。此外，东路二沙尾烧小三板数只，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5月26日，正是英军已然兵临广州城下，准备攻城，奕山胆战心惊地派余保纯缒城而出向英军乞和的当天，他再次向道光帝谎报：5月23日，英军“分攻西炮台、天字码头、东炮台等处，连环轰击，更番迭进，炮子打入新城老城之内，甚势甚猛。经总兵段永福、琦忠、长春、张青云等督率将士，并力抵御，轰沉火轮一只。相持至暮，汉奸又抛掷火罐火球，焚烧临水房屋，幸我兵勇奋不顾身，亦以火箭火器抛掷，焚其三桅兵船一只，东炮台打折夷人大桅一枝，震落夷人四五名落水，直至三更后始行少退。"5月24日，“夷船又复拥至，彼此对击，相持半日。泥城木排船只，夷匪又分船袭夺，经游击伊克坦布督率兵勇，击毙夷人数名，夷人开炮自炸，轰碎三板一只”云云。道光帝确实也被奕山奏章中所描述的激战场面所迷惑，在奏章中随处朱批“好极”“甚属可嘉”之语。

但是，纵使奕山百般编造，其战败乞降，擅与英军签约赔款、恢复贸易却是事实。于是奕山等又复百计弥缝，向道光帝诡称：经前两次战后，英军复于25日纠集“夷船三十八只，全数驶入攻城”，致“河道梗塞，文报难通”，赶办炮位不及，泥城不守，北城炮台失陷，省城危在旦夕。及至27日，“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吁恳保全阖城民命”。与此同时，英军又派人前来，以手指天指心，“屏其左右，尽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据称英夷不准贸易，货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因新城之外，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知，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旋据众洋商禀称：该夷央该商等转圜，只求照前通商，并将历年商欠清还，伊即将兵船全数撤出虎门以外等情。”于是，他便“俯顺舆情，以保危城”，允许英人与各国一体贸易，并从库存款项中拨出银280万两，用以清偿商欠。经此办理，英人头目等尽“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

这完全是奕山为推卸责任编造的一番鬼话。他一方面把自己擅开通商的行为说成是为了保全广州城，同时也是在英人低三下四的恳请之下才“权宜”允许的。同时，他又把其用于向英军支付赔款的280万两银的大窟窿说成是拨款清偿商欠。而道光帝居然任由奕山信口胡说，一反自己定下的“不准心存贸易一念”的原则，于6月18日颁谕准令英人通商，奕山所谓拨借之280万两银，著即着落行商分年归补。他不仅不再追究奕山擅开对英贸易之责，而且表示体谅奕山等人“不得已之苦衷”，已然暗示着他本人对于英人态度的巨大变化。

奕山隐瞒实情，胡编战报，也有意地隐瞒了英军的真实意图，使道光帝对于英国侵略者的贪婪欲望无所认识，反而觉得英人“性等犬羊，不值与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在他们主动前来央求恢复通商，所以经奕山代为奏请后，准许其遵照旧例，正常通商。其实，从奕山等人奏折中的破绽里，道光帝对广东方面的战局也有所觉察，同时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反复无常而自觉无趣。但是，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永远都会把一切失败的责任推向别人。但是，道光帝不对指挥失当、投降误国的奕山之流予以惩处，也无视琦善至粤后广东海防始渐废弛的事实，反而把广东方面军事失利的责任重又怪罪到早已被革职候问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的头上。6月28日，他颁谕斥责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链，空费钱粮，全无实用。以致该省兵丁柔懦无能，诸多畏葸。虎门之役，竟有为夷匪买通者，思之殊堪痛恨！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经复令其实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亦当德威并用，控驭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因此，对林、邓二人“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帝对林、邓二人的这番责难，更属无中生有，同时也似乎反映出他对自己当初重用林则徐等人严禁鸦片走私贸易而导致英军大举来犯的做法深感懊悔，进而有些恼羞成怒了。

1841年7月14日，奕山又上折片称：“现在粤省夷务大定，各省官兵依山下营，霪雨湿蒸，半染虐（疟）痢霍乱等疾”，因此请求酌留广西、贵州及四川官兵“弹压土匪”，其余各营分批撤回原省。7月28日，道光帝在接到奕山折片后，即据此传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将所有各省调防海口官兵，酌量裁撤。8月17日，清廷再次颁谕，要求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裕谦等遵照前谕，迅即裁撤江浙防兵。道光帝此举不啻为自毁长城，致使沿海武备更形废弛；同时也清楚表明，清廷再次走向妥协，客观上为英军正在策划中的增兵北犯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　英国决定增兵扩战

作为主动挑起侵略战争的英国当局，并不如清王朝统治集团一厢情愿的那样，在中国强占香港、勒索赔款和恢复贸易后，就可以戢兵休战了。事实上，自英国派遣远征军来华，迄于英军广州撤军，其既定的侵略目标并未有丝毫改变，那就是在巴麦尊致懿律的训令中以及英国政府预拟的《对华条约草案》中所提出的从中取得开放口岸、勒索巨额军费赔款、割占一处或数处适当的中国领土、攫取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等。

1841年1月9日，英外交大臣巴麦尊看到海军部咨送的懿律的三份报告，了解了英军首次北犯和中英天津谈判的情况。当天他即致函义律，指责他在清政府没有完全接受英国所提条件之前就同意从天津南还，背离了所奉的训令。而且，“如果中国政府的目的在于拖延，那末，很显然，在帝国最南端的广州进行交涉，比在白河口或在较广州距北京更近的任何其他地方去交涉，可以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他要求义律，必须把政府训令中指为不可少的一切条件都争取到手。

1841年4月，由义律捏造的未经中英两国政府签署认可的《穿鼻草约》以及有关英军在华行动及与中国进行交涉情况的报告送到伦敦，巴麦尊看后十分恼火，他斥责义律没有按照他的训令，而是完全依照自己的幻想，处理英国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英国预定的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并未达到：鸦片赔款数额太少，军费赔偿与商欠清还没有着落，没有争得英人在华的“安全保证”，在没有达到英国所有要求之前便主动撤出舟山群岛，对香港的割让也并不彻底，还得向中国方支付捐税。巴麦尊认为，当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时，义律本可以“自由规定条款”，向中国勒索更多的权益，而义律却“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4月10日，巴麦尊上书维多利亚女王，不同意批准《穿鼻草约》。维多利亚女王也对义律深表不满：“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

在对华交涉过程中，由于义律没有严格按照巴麦尊的训令行事，使得英国政府觉得其所预拟的草案中所提出的要求没有完全实现，特别是主动从舟山群岛撤军，更让巴麦尊恼火。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驻华公使，到中国主持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璞鼎查（1789-1856）曾长期在东方从事殖民侵略活动，先后在东印度公司、驻孟买英军中供职，曾任驻信德王宫总督代表。1840年璞鼎查返回英国后，受封为爵士，并由上校晋升为少将。英国政府鉴于他对亚洲国家熟悉，决定由他接替义律。璞鼎查受命之后，即与在伦敦的鸦片贩子进行接触，商讨侵华问题。1941年6月初，璞鼎查由伦敦启程赴华，巴麦尊对其发出训令，要求他到中国后，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英国提出的全部要求。在训令中，巴麦尊再次重申了英国政府的要求：中国须赔偿全部鸦片烟价，偿清行商债务，赔付英军战费。要求中国政府割让沿海岛屿给英国，或由中国皇帝提供完全保证，废除行商垄断制度，允许英国商人在华自由贸易，同时对与英商贸易的人不加任何限制。允许英商赴厦门以北中国东海岸各主要城镇贸易，中国政府或准许英商在这些城镇定居，每个城镇允英国设驻领事；或由中国政府割让东海岸某处岛屿，并准该岛屿与大陆各城镇间自由通商。香港不能放弃，舟山群岛必须重新占领。更有甚者，巴麦尊给璞鼎查的此次训令中明确地提出，要迫使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放在“某种正规的和合法的基础之上”，更直接地透露出英国殖民侵略当局维护鸦片走私贸易的卑鄙用心。

7月7日，璞鼎查抵达印度孟买，与英印总督奥克兰商谈了英军北犯扩大战争的问题，随即动身来华。8月10日，璞鼎查抵澳门。英国东印度海军总司令巴克尔（也称巴加尔、巴加）也奉命统率英国海军，随同来华。8月24日，义律与原英军海军司令伯麦启程离华，经由孟买返回英国。

英国政府增兵扩战，其势已如在弦之箭。而道光帝却错误地认为，既已同意英人循旧制通商贸易，并且也已对给英商带来“冤抑”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加重了惩处，英国人应该满足了。因此，他迭番谕催沿海裁军撤防。清政府的这种行动，很快把自己送上了被动挨打的地位，在随之而来的抗英之战中显现出恶果。

三　英军北犯厦门失守

新任英国全权驻华公使璞鼎查一到澳门，即开始着手进行扩大侵华战争的准备。他一方面向广东当局通知英方对他的任命，并扬言英军马上要再次北犯，直到中国政府全盘接受英国方面所提各款要求，方始罢战。同时，他向在华英商发出通知，宣称“国家利益置于商务利益之下的时代已经过去”，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采取强硬措施，“迅速而满意地结束战争”，为此，他将对任何有关商业或别种利益不再加以考虑。广东当局曾派代表至澳门试图与璞鼎查交涉，但其置之不理。

8月21日，璞鼎查留下8艘舰船和1200名陆军据守香港，自己则和英军海军司令巴克尔、陆军司令郭富，率领军舰10艘、轮船4艘、测量船1艘和运输船22艘，装载英军2519名，驶离香港，开始再次北犯。

英军北犯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厦门。厦门是福建省重要的海防门户，“东为台、澎唇齿，西为泉、漳门户，北达会垣，通省咽喉所在”。在鸦片战争的初期，厦门曾数度遭英舰进犯。邓廷桢自两广总督调任闽浙总督后，一直比较注重厦门的防务。邓廷桢被黜后，颜伯焘接任闽浙总督职，福建巡抚吴文镕也继续采取措施以加强防备。颜伯焘曾上书道光帝，斥琦善、奕山之流对英军的妥协投降，建议朝廷将林则徐派充裕谦副手，共当广东之任。1841年2月他继任闽浙总督后，“慨然有澄清海宇之志，请帑三百万，造战舰、买商船五十余，募伍数千为新兵，招海滨勇士八千，铸大炮千”，认真加强海防武备。其于厦门的海防部署是：在峿屿、青屿、大担、小担四岛上增设炮台，在北岸北石头、安海、水操等处设大小炮270多门，在白石头至沙波尾一带建石壁500丈，置炮100门，壁后各设置兵房，另在滨海会厝坡、河厝乡等处设炮100门，阵兵1400余名。总体而言，厦门的海防布置尚属完备，颜伯焘的备战工作也是积极的。

1841年8月25日晚，英军舰队驶至厦门南之青屿碇泊集结，随即向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放弃城池及厦门之一切堡垒，交与英国兵士”。当时窦振彪正出巡外洋，颜伯焘却正在厦门城内。颜闻英军来犯，一方面派员至英舰询问来意，一方面督同道员刘耀椿，传令清军据守各要隘，并急调金门镇总兵江继芸来厦，指挥白石头、屿子尾、鼓浪屿守军，从三面准备抵御。8月26日，前往英舰探询英军来意之人回城，带回璞鼎查、巴克尔和郭富的劝降书，要求放弃城邑炮台，竖旗投降，遭颜伯焘断然拒绝。

下午1时许，英军兵分数路，开始发动攻击。其左路“布郎底”号、“都鲁壹”号、“摩底士底”号攻打鼓浪屿上炮台。中国守军则从白石头、鼓浪屿、屿子尾等炮台，以猛烈炮火，三面环击侵略军。由于炮台系“台墙开门置炮，墙厚门深，又不能左右活转，但可直击”，各炮台之间更无互相配合。英军发现中国守军弱点，乃以各个击破的战术，在躲过清军炮火直击之后，集中数艘军舰炮火，对各炮台逐一进行猛轰，轰破一台，再攻一台。尽管中国守军竭力回击，但无法抵挡英军优势炮火，伤亡惨重。至下午3时左右，鼓浪屿方面的炮台被英军攻陷。

与此同时，英军“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西索斯梯斯”号和“皇后”号等舰亦向厦门港口等处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力还击，多次击退登陆之敌。下午，英军在厦门南普陀附近登陆。当晚，颜伯焘率军退守石寨，不久复退入同安。26日晨，英军入城，厦门失陷。

厦门之战，中国守军将士对英国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悲壮的抗击。与敌激战中，副将凌志舍生忘死，身受重伤，犹奋勇杀敌，最后陷入敌阵，剖腹殉国。金门镇总兵江继芸投海自杀。都司王世俊，把总纪国庆、杨肇基、季启明等先后阵亡，400余名兵丁亦为国捐躯。虽然厦门的防御工事在英军来犯之前得到加强，但由于清廷朝野上下蒙混，广东方面奕山在英舰大举启航北犯时尚不据实奏报知会，致使厦门方面对敌情缺乏了解。当敌来犯之际，闽省水师统帅居然滞在外洋，使防御兵力受到削弱。而闽督颜伯焘虽有抗敌之志，亲自督战，但其缺乏克敌之略，自大轻敌，只知一味与敌硬拼。当英军突破厦门防线后，颜伯焘更不能组织有效还击，反而如惊弓之鸟，连夜弃城而逃，贻误战机，终致厦门被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