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一眉很怪异地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口气。“我跟你什么都说不清楚。你不懂。也许再过二十年,你就会懂了,可是我现在跟你说不清。”
她心事重重地转身回房间,走到一半突然又回头,指着电脑,不容置疑地说:“你给我把那些东西全删掉。立刻删!”
弟弟动手删那些信件的时候,手指头一直在哆嗦,鼠标都有点握不准。舒一眉的神情让他心里很害怕。他知道自己是做了错事了,尽管他还是没有明白错误在哪儿。他懊恼不已地想,这事情一定已经伤害了舒一眉,他在无意之中给她造出了麻烦……
十月底,白露已到,天气开始转凉。窗外的梧桐树叶黄了一半,还有另一半是半青半黄,色彩很丰富。秋风刮起来的时候,会有枯黄的落叶飘到窗台上,金黄色的甲虫就在落叶下钻来钻去,把叶片当成了可以过冬的床铺被褥。可是阳光一出现,窗台晒暖了,甲虫们又振振翅膀飞走了。这些忙碌的小东西,冬天它们会在哪儿度过呢?
也有苍蝇趴在玻璃上,睡着了一样,长时间地不动,很可怜的样子。这时候的苍蝇完全没有夏天的灵活劲儿,如果你想抓,只要果断,手心一捂就能够捂到。弟弟捂了两只,一只是红脑袋的,一只是麻色的。他找了个药瓶把苍蝇装进去,藏在暖和的被子里,想观察它们在温暖的地方可不可以延长生命到明年。结果他忘了给药瓶捅一个出气口,苍蝇不到半天就被闷死了。
弟弟很无聊。他习惯了晚上有事情可做,舒一眉一下子宣布说不能做了,他心里还真是有一点惦念,感到挺失落的。
下课的时候,郭鸣找到弟弟。他脸上的神情很怪,有一点点神秘,还有一点点羞怯,不太像一个站在学生面前的老师。他宣布说:“赵安迪,交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原来郭鸣要在四年级上一堂公开课,是关于阅读、关于欣赏、关于文学作品的。这堂课会有市内和市外的教育行家们来观摩,可能还要录相,作为资料保存。郭鸣选了外国作家欧·亨利的一个很短的名篇《最后一片落叶》。这篇小说精致、直白、温暖,让孩子们读懂不难。当然郭鸣希望公开课的效果好了还要再好,所以想请赵安迪的妈妈舒一眉帮忙,把这篇小说声情并茂地朗读出来,录成一盒磁带,在课堂上可以放一放。舒一眉不是电台主持人吗?主持人朗读小说不是小菜一碟吗?
郭鸣叮嘱说:“最好在录音棚里录音,效果比较理想。实在不行,对着录音机念也可以,但是机器要好。”
弟弟很兴奋地拿着郭鸣给他的空磁带盒,一会儿疾奔,一会儿转着圈儿,一会儿倒退,变着花样地往家里走。能够接到老师单独交代的任务,绝对是一种光荣,神气到不能再神气的光荣。所以,当张小晨跟屁虫一样地紧跟着他,眼巴巴地打听是什么事情的时候,弟弟破例没有把这个荣幸交给张小晨分享。他只是捏紧了手里的空磁带盒,笑眯眯地说:“郭老师不同意我告诉别的人。”
张小晨无奈,扎煞着两只戴了铁指环的手,干瞪着眼,有点像一只气咻咻的短毛狗。
弟弟奔跑着上楼,用劲地按门铃,按了一会儿,没有人答应。弟弟的满腔热情有一点点受挫。他只好自己用脖子上的钥匙开了门。
弟弟进门之后才知道舒一眉是在家的。她的咖啡色皮鞋在门口,她上班的那个大拎包也放在门廊的鞋柜上。可是她的房门紧关着,沉默、威严、冰冷,一丝丝声音都听不见。
弟弟怏怏地走到餐桌前,把磁带盒和书包放下来。这时候他才发现桌上有舒一眉留给他的纸条:我想躺一会儿,不要打扰我。桌上有钱,自己去靓妹面馆买牛肉拉面吃。
弟弟站着,静静地想了一会儿,觉得老师交代的任务还是要完成,就抓起磁带盒,轻手轻脚地走到舒一眉房门口,准备敲她的门。可是手抬了半天,弟弟还是不敢。她不是说过不要打扰她了吗?舒一眉说过的事,弟弟从来不违抗。他们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普通母子间的亲密和随便。
弟弟一只手里握了十块钱,另一只手里抓着一个空的钢精锅,去靓妹面馆买拉面。
卫东平隔着眼镜店的玻璃门看到他,走出来招呼说:“弟弟啊,怎么一个人出来买拉面吃?你妈妈不在家吗?”
弟弟回答:“我妈妈今天不舒服。”
卫东平很关心:“吃药了吗?要不要帮忙送她去医院?”
弟弟摇头:“我不知道。她现在睡了。”
卫东平就不说什么了,摆摆手,让弟弟走过去。
弟弟走过卫东平身边时,清楚地听到对方叹了一口气。弟弟知道卫东平这是可怜他,心里不怎么乐意。舒一眉为什么就不可以生病呢?他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出来买东西吃呢?他的妈妈不是不负责任,是真的不舒服了。
煮拉面的叔叔动作飞快地往钢精锅里放调料,油、味精、盐、熬好的牛肉汤、切碎的牛肉片……放到香菜时,他的手及时停住了,问了弟弟一句:“香菜要不要?”
弟弟说:“不要。”
弟弟想留一半的拉面给舒一眉吃。舒一眉是不喜欢香菜的。
面条已经放凉了,黏成一坨了,油脂白花花地结在锅边上,看上去令人倒胃。舒一眉始终没有出门,房间里一点声息也没有。弟弟心里有点急,走过去轻轻地敲了几下门。舒一眉不理睬他。弟弟就不敢再敲了。
可儿却在稍晚的时候急急忙忙过来找弟弟。她不肯进门,在楼下叫弟弟的名字,打手势让弟弟下楼。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夹克式的校服,扬起手臂、脚一踮一踮招手的样子,像一只暗夜里正要从巷道起飞的白色大鸟。
她抓住弟弟,劈头盖脸说了一句话:“你妈妈要下岗了!”
弟弟心里轰隆的一声响。他其实已经相信了,却又死活不让自己去相信。他涨红了面孔,带着些微的哭声,狡辩和纠缠:“我妈妈怎么会下岗?主持人怎么会下岗?”
可儿像个大人似的叹着气:“你真是幼稚啊!主持人怎么就不会下岗呢?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呢?我是特地跑过来告诉你的。外婆就坐在我家里,跟我妈两个人念叨了半天你妈的事,你要是还不信,现在可以过去问她们。”
根本不用问,舒一眉已经把自己闷在房间几个小时不出门,事情的真伪是明摆着的:她情绪不好,非常不好,很可能抑郁症又要再犯。弟弟别的不太懂,下岗是一件不好的事,非常非常不好的事,这点常识他不糊涂。
“可儿姐姐,”弟弟说,“怎么办呢?我妈妈应该怎么办呢?”
弟弟一点儿没有想到他自己,想的全是舒一眉。他惊慌得说话声音都哆嗦。
可儿像个小妇人一样地又叹一口气,忙着安慰他:“你不要太害怕噢,可能要下岗,还没有真下,说不定到末了又不下。哎呀,事情就是这样的啦,没有定论之前,变数随时都有。”
她同情地拍了拍弟弟的手:“我走啦,还有一大堆作业要做呢。你有机会劝劝你妈,天肯定是塌不下来的,懂吗?”
弟弟真想一把拉住她,求她一块儿上楼去,把这几句话亲口说给舒一眉听。可是可儿扭头就走了,就这么把一个天大的难题留给弟弟了。
弟弟硬着头皮返身回家,一个人,孤零零的,脚步沉沉的,眼泪含在眼眶里,想哭都不知道对谁哭。
弟弟进门之后才发现,舒一眉已经从房间里走出来,梳了头,洗过了脸,收拾着拎包里的东西,准备上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