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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 丈量土地（第3页）

双方不是今天我全盘否定你，就是你明天全盘否定我。

先是元丰党人碑，后是元祐党人碑。

然后，苏轼这个荔枝派就被人当成皮球，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徽宗上台，通过蔡京这个没节操的，用一个“元祐党籍碑”，才算是结束了这场党争。

然而，当蔡京垂垂老矣，关于联金灭辽又一次在朝堂上掀起了党争。

同时，党争或者说文官争斗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文官的节操，越来越低。

以宋末为例，越争越是没节操。

如果说，范仲淹、富弼时期，北宋的文官士大夫节操还能有八十分。

那么王安石、韩琦、文彦博时期就剩下个及格分了。

而新旧党争最为激烈时期，士大夫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越过及格线，不断的刷新着节操的底线。

等到宣和、靖康乃至于赵九妹时期，李纲的遭遇和秦桧、杜充的行为告诉我们，不是负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而同样的事情，也生在大明。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

而决定是群是党的因素，则是利。

因利而聚，利尽则散。

对于如何解决党争，朱由校选择亲自下场，捏住这些人的脖子，物理禁言，然后告诉这些人，干事儿的留下，不干事儿的滚蛋。

皇帝眼里，没有所谓忠奸贤佞。

只有能干事儿的和不能干事儿的。

无所谓东林还是阉党，亦或者其他的什么玩意儿。

就像是清浊之辩中的那句歌词一样。

武则天看重狄仁杰，但也没放弃来俊臣。

嘉靖用海瑞，但却重用严嵩。

都是一个道理。

无所谓这党那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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