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风拂过,水面荡起细纹。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压你吗?”陈楷忽然问。
“因为你害怕。”方星河道,“怕新一代导演不再需要你这套规则。”
陈楷摇头:“不,是因为我曾经也像你一样。”
他缓缓转过身,眼里布满血丝:“1983年,我拍第一部片子时,也被骂‘离经叛道’。那时我有个导师,姓林,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审查委员。他压了我的片子整整两年,最后逼我删掉十七个镜头,包括主角临死前怒吼‘这世界不该这样’的那一句。”
“所以你也学会了妥协?”方星河道。
“我学会了生存。”陈楷苦笑,“后来我成了‘林委员’那样的人。我以为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就能保护更多新人。可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当初最讨厌的那种人。等到我想回头时,已经没人信我了。”
方星河静静听着。
“你赢了。”陈楷说,“不只是电影节,是你让我看见,还有人愿意为一句真话拼命。我不敢说我对得起谁,但我希望……至少别再拖你的后腿。”
方星河伸出手:“那就一起做点事吧。比如,推动建立‘中国被禁电影史料馆’,让所有消失的作品都有归处。”
陈楷怔住,随即笑了,眼角泛泪:“好啊。哪怕只能建一半,也算赎罪。”
离开大理前,方星河去了当地一家老照相馆。他在一堆旧底片中翻找,意外发现一张1987年的合影:田守义、张默言、周文康、林委员(即陈楷的导师),还有几位陌生面孔,站在电影局门前,笑容灿烂。
背面写着一行小字:
>“我们曾相信,电影能改变时代。”
>
>??摄于理想尚存之日
他把照片扫描保存,寄给了每一位参与《囚鸟》制作的人。
附言只有一句:
**“他们失败过,但我们不必。”**
一个月后,《囚鸟》杀青。后期制作期间,方星河做出一个惊人决定:邀请全国百所高校电影系学生参与配音与配乐创作。他提供原始素材,不限风格,唯一要求是??**必须真诚**。
结果收到三千多份投稿。有人用电子合成音重现八十年代广播腔,有人采集街头噪音编成节奏,更有学生将祖辈口述的历史录成独白,嵌入背景音轨。
最终版本中,有一段长达五分钟的无声戏,仅靠环境音推进:翻纸声、脚步声、远处孩童嬉闹、广播里模糊的新闻播报……层层叠加,宛如记忆复苏。
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前三天,安妮小姐送来最终版邀请函。
“他们同意你改题目了。”她笑着说,“演讲主题不再是‘新一代电影人的责任’,而是??”
她顿了顿,念出那行字:
**“当沉默成为共谋,说话就是革命。”**
方星河站在机场安检口,回头望了一眼北京的晨光。
行李箱里装着《囚鸟》母带、周文康的手稿、张晓禾提供的影像、陈楷签署的史料馆筹建意向书,以及那张泛黄的合影。
他知道,这一去不只是参展,而是一次宣示。
飞机起飞时,他戴上耳机,播放《囚鸟》原声带的第一首曲子??由一百二十位不同演奏者远程合奏的《光comingthrough》。
第一个音符响起的瞬间,舷窗外云层裂开,一道金光倾泻而下,正好落在机翼边缘,如同点燃的火焰。
他闭上眼,轻声说:
“老师,我带着您的光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