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无声之声》项目正式启动新闻发布会。没有红毯,没有明星站台,地点设在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礼堂。到场的媒体不多,大多是地方教育类刊物和公益组织记者。
杨蜜穿着素色棉麻长裙走上讲台,身后大屏播放着夏令营孩子们演出《电话亭》的片段。画面中,小男孩对着坏掉的电话筒喃喃自语,风穿过电线杆,将他的声音吹向远方。
“我们常说留守儿童缺少陪伴,”她的声音平静却有力,“但我发现,他们最缺的不是时间,而是‘被确认的存在’。他们的思念无人回应,他们的成长无人见证,久而久之,他们开始怀疑:我说的话重要吗?我在乎的人还在乎我吗?”
台下一位年轻女教师悄悄抹泪。
“本项目的核心,不是教孩子表达,而是重建‘倾听的文化’。我们要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你的声音,值得被世界停下脚步聆听。”
发布会结束后,一名记者追出来问:“您放弃商业影视资源,投身这种几乎无法量化的公益项目,真的值得吗?”
她停下脚步:“你觉得一颗种子埋进土里,当时就能看到树吗?可它已经在生长了。”
当晚,李明洋发来语音:“圈里都在传你‘疯了’。有人说是炒作,有人说你被封杀逼急了搞悲情牌。但也有几个制片人私下问我,能不能把‘声音计划’拍成纪录片?”
“拒绝。”她回复,“这不是故事素材,是真实人生。谁想拍,必须先去营地待满十天,和孩子同吃同住。”
“你变了。”李明洋说。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只是以前藏得太深。”
半个月后,第一期“声音引导员”培训班开班。参与者有乡村教师、社区社工、退休职工,甚至还有两位曾是服刑人员的单亲妈妈。她们都说,自己也曾是“失语者”。
培训第三天,杨蜜带着学员们进行模拟练习:每人写下一段最想对某个人说的话,然后由他人代为朗读。
轮到那位曾入狱的母亲时,她递出一张纸条。另一位老师接过,念道:
>“女儿,妈妈不是不要你。那天你发烧,我去偷药被抓,判了三年。我写了一百封信,可外婆说你不肯看。现在你十五岁了,长得像我年轻时候。每次远远看见你在校门口等公交,我都躲进巷子不敢上前。我不是怕你恨我,我是怕你眼里没有我……如果你愿意,我在城东废品站旁边租了间房,门口摆了一盆黄色小花。那是你喜欢的颜色。”
全场寂静。有人低头啜泣,有人攥紧拳头。
杨蜜走上前,轻轻抱住那位母亲:“明天,我们就教你如何把这封信,变成一场对话。”
与此同时,西北支教点传来消息:景恬已在三所牧区学校放映《锈骨?重制版》。牧民们看完后集体鼓掌,一位老兵拉着她的手说:“这才是我们的英雄,不是神仙,是咬着牙活下来的普通人。”
更有意思的是,当地一群孩子自发排练了剧中片段,用藏语演绎,并录制成视频回传给她。他们在结尾加了一句台词:“他也想念家乡的青稞酒。”
杨蜜把视频转发到朋友圈,配文只有两个字:“收到了。”
一个月后,教育部正式批复,《无声之声》纳入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创新试点项目,首批拨款三百万元。消息公布的当天,杨蜜却悄然离开了北京。
她去了贵州一个偏远山村,那里有一所只有十二个学生的教学点。她在那里住了整整二十天,每天和孩子们一起做饭、砍柴、走山路家访。她教他们用身体演“风”、“雨”、“等车的人”,录下他们对着山谷喊出的愿望。
其中一个六岁小女孩,父母在广东电子厂打工,两年未归。她录下的声音是:“爸爸妈妈,今天我学会写字啦!我会写‘爱’字了!你们要不要看看?”
杨蜜把这句话刻在了一块木牌上,挂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她说:“以后每个路过的人,都能看见这份爱。”
回程途中,她在火车上梦见了母亲。梦里母亲坐在阳台上织毛衣,头也不抬地说:“你现在做的事,我很高兴。”
她醒来时,天刚蒙蒙亮,铁轨与晨雾交织成一片银白。她拿出日记本,在最新一页写道:
>从前我以为拯救世界需要光芒万丈。
>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光,是黑暗中有人轻轻说了一句“我在这里”。
>我们不必成为太阳,
>只要成为一根火柴,
>能点燃另一个熄灭的心跳,
>就已足够。
抵达北京当日,她收到一封匿名信。信封里是一张旧照片:一群工人站在工地塔吊下合影,其中一人穿着破旧棉鞋,脚边放着一双崭新的布鞋??正是小宇做的那一双。
背面写着一行字:
>“谢谢你替我收下了这份心意。我已经请假回乡,下个月初到家。??小宇的父亲”
她把照片贴在办公室墙上,正对着电脑屏幕。
从此以后,每当她敲下一行文字,都能看见那双歪歪扭扭的布鞋,和那个尚未归来的父亲的脸。
她知道,这场旅程才刚刚开始。
而她,再也不怕走得慢了。